每天4-6次，每次1分钟左右，听几段电梯广告。你会接受，还是想办法关掉它？
11月初，上海大学生孔均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视频，标题为“我关掉了100台吵人的电梯广告”。视频中，他表示自己用一把六七元网购来的通用钥匙，关掉了住宅小区100多台电梯广告屏。视频引发了网友共鸣和讨论。有人称赞他“为民除噪”，封他为“电梯侠”；也有人提醒，这样的行为可能涉嫌违法。
孔均猷和网友们交流后发现，电梯广告的吵或不吵只是这场争论的表层。真正让受困扰者愤怒的，是私人边界被侵犯：作为小区管家的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允许将广告引入小区；而广告运营商，也正以洗脑式的传播手法，侵蚀人们的精神边界。
孔均猷的行为也成为一个契机，促使人们去思考并划定那条社会契约中未明确的边界：当我们的公共空间与稀缺的注意力被一并卷入商业循环，我们究竟有没有权利拒绝这样的广告？如果无法逃避，又该如何与之共处？
关掉广告屏
这不是孔均猷第一次向电梯广告说“不”。
2020年前后，家住宁波的孔均猷在家上网课，居家的时间被学习填满。他倍加珍视自己与户外的联结，而电梯是他从家到公共空间的过渡区域。
可一进电梯，学生座椅等广告循环播报着“这辈子‘直’了”“就用XXX”的广告词，音量远超电梯运行时的嗡鸣。这些广告信息点单一，以高频次、高音量的方式，强行灌入孔均猷的耳朵。从14楼下楼，就算直达，也至少被迫接收3到4条广告。
“实在太吵了，我还没办法不听。这不合理。”孔均猷说，“即使我们在电梯里干不了别的，也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整理思绪。”
他想把电梯广告赶出小区。于是，他问母亲要来备用手机，用她不常用的微信账号加入小区十多栋楼的业主群，再以大人的口吻添加100多位业主为好友，并逐一询问：“最近孩子在家上网课，电梯广告影响我家孩子学习了，你感觉怎么样？”
仅有十多人通过了孔均猷的好友申请，并加入到维权行列。孔均猷也理解，“大多数的人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维权小队推选了几位成人业主向物业提出关闭电梯广告的诉求。几天后，小区物业将广告收入和用途做了公示。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孔均猷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但他觉得自己至少在能力范围内做了一件好事，推动了某种改变。他升入高中后，广告内容变了，形式却依旧：重复、无法关闭、吵。而由于学业加重，对抗电梯广告的想法暂时被搁置了。
直到今年暑假，就读于上海大学的孔均猷和同学在推进课程作业和创业项目时，从行业报告中发现：“Z世代”对侵入式广告的容忍度远低于其他年龄层。他带着这个发现，跑了几个不同档次的小区，了解居民对电梯广告的态度，还带上了一台分贝测量仪。测量结果显示，大部分广告超过50分贝——按照《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要求，2类建筑物噪声昼间上限为60分贝，夜间为50分贝；有些甚至超过80分贝，接近公共场合手机外放的音量。
孔均猷测量广告屏的音量。李静蕾摄
居民们对电梯广告的态度和他预想的差不多。得知孔均猷想帮他们关掉电梯广告时，有人表示赞赏，也有人表示无奈但已经习惯。
孔均猷计划用短视频创造一个抵制广告入侵的情绪出口。他查阅资料发现，目前没有法律直接禁止电梯广告进入住宅小区，但有法条保护播放广告的载体不被破坏。于是他买了一把通用钥匙，在不破坏屏幕的前提下，打开操作板关闭了广告屏。“我想以相对平和的方式来表达诉求。”他说。
趁着没课的空隙，他和担任摄影师的朋友前后跑了学校附近的十多个小区，关闭了近百块电梯广告屏。从摸索钥匙孔和开关到逐渐熟练，他们一小时拍完二三十段素材。
11月5日，他在各大社交平台发布了《我关掉了100条吵人的广告》。这条略带学生意气的视频，很快引发网友共鸣。有人给他起了“电梯侠”“关音菩萨”的名字。
扎根
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私信孔均猷，声援他的行为。
孔均猷几乎和每个人都聊了聊，一个共同的控诉浮现出来：不少小区引入电梯广告乃至其他类型的广告，都没有经过业主的同意。
黄卓也是其中一员，他从视频里发现，被孔均猷关闭电梯广告的小区就是自己所住的小区。他细数了自己每天进入小区后遭遇的广告：开车进小区大门，升降杆抬起，一则广告映入眼帘；驶入车库要经过小区绿地，告示栏上，商业广告与公益广告一并更新；候梯间里，一台电视机循环播放广告……最近的广告来自一零食品牌，“地地地地”的声音，15秒里，重复了20多次。
进入电梯，左右两侧的画框又是两张广告海报。黄卓记得，有段时间，电梯厢里还吊着一台投影机，对着电梯门投射广告。投影机的散热口正好对着他的头顶“呼呼”吹热风。
黄卓很早适应了商场办公楼装上的广告，却没注意小区的电梯里是何时出现的。等他意识到时，是因为电梯广告实在太吵了。
他查阅《民法典》，其中明确规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电梯作为典型的共有部分，其商业使用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可他不记得自己参加过任何表决，也不记得小区里有过任何公示，甚至不太清楚小区里到底有没有业委会。
在他看来，这些有声有画的电梯广告，仿佛是一夜之间“扎根”进来的。
一位物业从业人员告诉记者，物业公司引入这些广告是因为部分小区的公共维修基金见底，急需收入作为补充。按照现行法律，此类收益属于公共收益，虽不直接进入业主口袋或者抵扣物业费，但也不是物业的私产。
广告无孔不入，背后的商业逻辑不难理解。广告从业人员尹全告诉记者，带声画的电梯广告是时下比较有效的广告形式之一。它可以全面下沉居民区，以达到广告效果。但广告机器的数量是广告效果的重要前提。电梯广告企业需在短时间内于一个片区铺开大量点位，才能满足广告主对“最低成本、最佳效果”的要求。如果每个小区都要等业主大会表决，效率太低，“根本无法让广告主买单”。
物业和广告运营商的利益趋同，前者为小区获得广告分成，后者获得强制触达场景。于是，绕过繁琐的流程或者“先斩后奏”成了最高效的选择。
为了对抗电梯广告，黄卓向多个有关部门投诉。投诉辗转到了街道，工作人员回应“帮你协调，调小音量”；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广告内容不违法”。
“电梯属于特种设备，特种设备里装这样一个会发热的电器这合理吗？”去年初，全国范围打击电动车进入电梯轿厢，黄卓想借机投诉，相关部门则回应：“《特种设备安全法》里并未明令禁止。”住建或消防部门只关注广告屏是否私拉电线、占用紧急按钮等。
黄卓发现，电梯广告这事，看似谁都能管，可居民表达的诉求却谁都管不上。
他干脆冲到物业办公室问：“引进广告是否经过业主同意？合同怎么签的？收益如何使用？”物业工作人员含糊其词，仅回应：“我们会把声音关小一点。”黄卓暂时妥协。
之后的几天里，电梯轿厢里音量确实调低了。但没过几天，电梯广告又开始“轰炸”黄卓。他这才发现，物业“调小音量”更像是一种斡旋手段。物业已然先斩后奏，却以调低音量、公开收益等让步姿态回应诉求，让不少业主忘记了，电梯广告本不该这样进入小区。
黄卓也在新闻报道中看到，有少数小区成功撤掉了电梯广告，甚至与物业公司对簿公堂并胜诉。可细读就能发现这类案例少之又少的原因：维权时间成本足以劝退大多数人。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在业主委员会成立前的前期物业管理阶段，物业管理公司由开发商选聘。他咨询律师朋友了解到，如果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之间的合同中没有禁止物业公司为小区接入广告的条款，那么在法律层面，对物业引入广告的行为就没有足够约束力。而成立业委会的过程是冗长的，短则3个月，长则超过1年。成立业委会后，业委会才可以作为业主代表与物业订立补充合同。也有小区通过业委会表决更换物业公司，甚至诉诸公堂。无论哪个选项都耗时耗力。
就这样，电梯广告屏在小区里扎根、蔓延，成为很多人日常的一部分。
触达
物业斡旋的话术，也映射出另一部分人的现实考量。嘉定某小区居民王磊觉得，如果电梯广告进入小区已成定局，公共收益就必须明明白白。
他就职于互联网公司运营岗位，工作让他意识到自己每一次乘坐带广告屏的电梯，都在为品牌方完成一次“投放任务”。无论自己是否观看，系统均计为一次有效触达。这种劳动是无意识、无报酬的，却真实存在。
孔均猷在调研中发现，一家头部电梯广告企业在上海住宅、商务楼、百货商厦的电梯、候梯间等位置布局了超过6万块广告屏，2200多处住宅设置了近4.8万块广告屏，一个配套了会所、幼儿园等设施的小区有着最多的广告屏，达192块。他还了解到，电梯广告也有着黄金档，覆盖早晚高峰。电梯广告企业承诺品牌方在黄金时间里每小时露出广告13次，一段15秒的视频每小时每块广告屏收费0.75元。
尹全透露，广告运营商主要以与物业有分成的方式合作。投放费用随地段、小区档次等上下浮动。刨去成本，在普通小区投放电梯广告，每月每块电梯广告屏为600-1500元，中高档小区则约为800-2000元。
“这笔钱进不了我的口袋，就算进了，我也把它当做是精神补偿。我要捍卫自己的权益。”王磊说。
还有孔均猷的支持者认为，这样的“价值交换”对个人来说没有收益，反而是对个人安宁和注意力的侵犯，而且还是明码标价，强迫出售。“人可以闭嘴、闭眼，憋住呼吸，唯独耳朵没有办法闭起来。”
孔均猷在嘉定某小区走访时，遇到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嘴里模仿着电梯广告里的台词。他觉得，不少孩子的语言系统不光被网络影响，也多少被洗脑广告影响了。
在尹全看来，洗脑广告的盛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且已经盛行了十多年。人们的时间是碎片化的，不再有足够时间去看一段优质的广告，一个品牌的故事或理念。广告主就使用“曝光效应”，经过重复洗脑式的广告，在受众脑海中“植入”一个品牌或产品，从而影响他们的购买决策。
“在传统广告学角度，知名度和美誉度应该并存。如果受众对这个产品产生厌恶感，就有可能事与愿违。”尹全说，“然而，这个前提逐渐被打破了。受众的注意力更加涣散，这也意味着，大多数消费者可能根本不在意或忘记了自己对这个品牌曾经有过的感受。在消费决策时，还是选择了听到过的品牌。”
有网友在孔均猷的视频下方留言，推广自己“打击”电梯广告的方法：绝不买电梯广告里的产品。对此，尹全表示，这样的方法可能效果不显著。他以脑白金为例：尽管曾连续数年被评为“十大最差广告”，却在重复中强化了“给老年人送礼”=“脑白金”的概念。而在脑白金的销售中，差不多七成都是由送礼人群消费。
“时至今日，我们甚至还能看到有些人在怀念广告中跳舞的老头老太。”尹全说。
电梯这个密闭空间，无疑是洗脑式广告最好的载体之一。尹全看过一份问卷调查报告，近五成受访者日常接触电梯广告4—6次，每次乘坐电梯的时间大约为1.9分钟，电梯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高频接触的空间场景。
有学者指出，与地铁、站牌广告等户外广告不同，电梯空间对受众主体性的限制十分明显——在几平方米的密闭空间里，只有关闭梯门才能正常运行，这意味着在电梯广告的传播过程中受众必须身体在场，这种无法离场，达成了电梯广告对受众的强制触达。
国内一电梯广告企业创始人曾在接受采访时说：“用户没有选择，对广告主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共处
也有人不反感电梯广告，居民李运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大多数人不擅长闲谈。在住宅、公司里难免遇到点头之交的“朋友”，一起仰着脖子看电梯里的广告能规避不必要的社交。
而持不同意见的人则把气撒在广告屏上。有人用胶带封屏，有人用A4纸糊了屏幕，也有网友告诉孔均猷，与物业斗争失败后，于某个夜晚剪掉了电视广告屏的电线。
真正的出路或许不在对抗，而在重建规则。
11月11日，孔均猷带记者重回之前去过的小区。“这个小区的广告屏第二天就正常播放了。”他和几位小区居民聊了聊，发现这场关音行动虽然在网上很有声量，但在小区没有引起太大的水花。其间，物业工作人员叫住孔均猷询问来由，并向孔均猷指示了小区公示广告收益的位置，表示会关注业主对调低音量的诉求。被问及电梯广告如何进入小区，该工作人员回答，“已有相关手续”。
孔均猷也从物业人员那里确认，这类广告屏通常有自动检索状态功能，大部分会在第二天复原；物业以及广告运营商拥有远程操控权限。
孔均猷的理想很朴素：要给用户一个说“不”的权利。像手机开屏广告一样，设置“一键静音”“儿童模式”或“30秒关闭”功能。
他相信，技术上完全可行，缺的只是意愿。
记者了解到，深圳、四川等地出台了电梯广告投放的地方标准，但是还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
以深圳发布的相关规范为例，居民住宅电梯轿厢内的电子广告设施，白天不高于40分贝，晚间音量不高于30分贝。候梯厅的电子广告设施全天音量不应高于40分贝。
近日，江苏省发布《电梯广告投放管理规范》地方标准，将于2025年11月30日起全面实施。标准对电梯广告的内容、数量、安装、音量、公益投放及收益公示等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保障电梯安全运行和公众合法权益。其中规定，轿厢内广告设施音量不应高于25分贝。
孔均猷期待有相关的规范出台。他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行为艺术，而在黄卓看来，孔均猷所做的，可能比行为艺术有更深的意涵。他觉得，问题暂时无解，但这是一次人们重新划定边界的过程，也是新的社会契约正在被完善的过程。
（文中除孔均猷以外，均为化名）